轉載：全面創新：制度視角的概念、框架與政策啟示

全面創新：制度視角的概念、框架與政策啟示

文/陳勁，朱子欽，楊碩，張可人

摘要

全面創新是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和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系統分析了創新驅動發展理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全面創新管理理論等支撐全面創新的理論根基，識別出了全面創新的理論研究缺口，進而從制度視角出發，提出了全面創新的概念內涵與理論框架，探討了邏輯嵌合的、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谘芯拷Y論，提出了構建多層次聯動的全面創新基礎制度理論體系、設計適配中國情境的全面創新框架體系、完善新時代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等對策建議。

全面創新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內在要求，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是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必由之路，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的核心組成部分。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是我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制度保障。2014年8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首次提出了“全面創新”。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進一步闡明了全面創新的主要組成部分。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科技評價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亟須加快推動全面創新的理論研究，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圍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適應當前新發展環境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強調了加快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的重大戰略意義。其中，深化改革是激發全面創新的必由之路。我國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按照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發展、系統集成的思路，在明確改革的方向、重點、時間表、路線圖的基礎上，不斷加快科研組織模式、科研主體建設、科研項目管理、科技成果轉化、科研經費管理、科技人才評價、科技倫理監管、創新生態建設等方面體制機制的改革步伐，著力解決創新主體、創新動力、創新效率等問題。

全面創新思想在我國政策層面得到了高度關注并取得了積極的實踐成效，但有關全面創新的理論研究卻較為滯后。總體而言，全面創新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作為科技創新研究的新范式，全面創新的概念及理論框架等內容仍處于初建階段，學者們尚未對其進行破題、重構，因而當前尚未形成成熟一致的概念內涵和研究框架；其次，現有關于全面創新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微觀層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宏觀、中觀層面，特別是與生產關系有關的制度理論創新，缺乏從制度視角深入探究全面創新理論；最后，在引入全面創新理論研究的制度維度后，亟須厘清基于子制度體系間協同支持全面創新的邏輯機理，形成邏輯嵌合的、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基于此，本研究重點從制度視角出發，探究全面創新的概念內涵、理論框架及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構建思路，以彌補現有研究缺口。

1 全面創新的理論溯源及制度視角的研究缺口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創新是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之源，而體制機制變革是釋放創新活力的重要驅動力。世界經濟中心幾度遷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創新驅動下的科技創新這一主軸在不斷旋轉、持續進步，其所造就的新產業和新產品在歷次重大危機中支撐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實現復蘇、完成轉型，引導著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走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的重要論述，既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深刻總結，也體現了對人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

當前，我國正處于從創新大國向創新強國轉型的關鍵時期，機遇和挑戰并存，而把握機遇和應對挑戰的關鍵在于系統性構建適用于我國當前情境、基礎制度和社會文化的創新理論體系。其中，發展和完善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理論，是我國進一步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加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科技創新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擴展、深化和指引了學術界對于創新內涵的理解。創新是包括科技創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等多種創新的全面創新。科技創新是全面創新的核心與根基，全面創新是科技創新的體系性外延和拓展。推動以科技創新為內核的全面創新，充分彰顯了創新的本質特征，適應了中國國情和全球創新發展新趨勢，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和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支撐全面創新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創新驅動發展理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全面創新管理理論等。

1.1創新驅動發展理論

經濟學家Joseph Schumpeter最早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強調創新是技術、經濟與社會發展和變革的核心驅動力。究其根本，創新是指企業家不斷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最終實現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這也是熊彼特經濟周期理論的本質。然而，熊彼特關于創新驅動發展的解釋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得到重視與發展。英國經濟學家Christopher Freeman一直致力于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研究。他在《工業創新經濟學》著作中系統分析了創新經濟學中的現象和規律，建立了創新經濟學理論體系，強調新技術或新興產業發展是經濟長波上升的重要驅動力。美國經濟學家Nathan Rosenberg繼承了Schumpeter的研究，把技術變革視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證實了技術變革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并從制度角度出發探討了技術變革和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黑箱”。在此之后，創新驅動發展的技術推動論，逐步轉向市場拉動論、技術與市場協同、創新要素的網絡范式等創新范式的代際演進，以及基于整體視角的“創新系統”范式。但是，在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及中國新舊動能轉換、產業結構調整、創新要素轉換配置等新情境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如何進一步釋放動能、沖破制度藩籬，以及如何構筑適配中國情境的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的基礎制度理論體系，這些都需要從理論與中國情境角度進一步研究。

1.2國家創新系統理論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理論主要基于國家層面創新系統的主體、結構、要素、功能等角度，探討創新系統整體的效能改善。早期國家創新系統主要關注創新主體及其主體關聯構成的結構體系，強調通過產學研等各類異質主體交互連接實現國家層面的創新互動及效能提升。近年來，相關研究拓展至功能、要素等方面。例如，Bergek提出了創新系統研究的功能性分析思路和框架，認為功能分析具有創新系統的主體—結構分析所不具備的優勢，有助于解決國家創新體系研究之間缺乏可比性的問題。延伸至政策層面，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國家創新成效及其對國家競爭力作用的研究。例如：2004年，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創新美國》（Innovate America）報告，從人才（Talent）、投資（Investment）和創新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等3個方面提出了國家創新倡議；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自1994年啟動三階段“國家創新體系項目”以來，發布了一系列研究報告，明確把知識經濟與國家創新體系聯系在一起，認為創新驅動的經濟正是建立在知識創造、擴散和利用的基礎之上，在知識經濟中國家創新體系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本質上，國家創新系統研究所強調的創新效能不僅依賴于特定行動主體（如企業、研究機構或大學）如何行動，更依賴于創新主體嵌入國家創新系統的制度情境，也即創新系統中的主體與要素在不同地區或國際環境下如何交互作用。但是，如何進一步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創新推動作用等，還需要從頂層設計角度，全面開展國家力量引導下的創新系統研究工作。

1.3制度經濟學理論

人類經濟活動是要嵌入社會制度情境之中的。創新主體交互聯結所形成的制度逐步演化為研究的焦點。制度本質上被視為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也即人為設計的、形塑行動主體互動關系的約束。這一約束涉及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約束（包括行為規范、慣例和行動準則等），以及兩者的實施特征，并通過長期復雜的互動塑造創新行動者的慣習，最終實現社會整體層面的合法性。由此，制度對于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受到重視，制度創新也成為技術創新之外驅動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我國發展情境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從機制到體制、從體制到制度的深入探索過程，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重大創新，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更好結合和優勢互補。而如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推動制度經濟學與創新發展融合，如何使支持創新發展的基礎制度更具中國烙印，如何更加全面發揮我國既有優勢、系統構筑前沿優勢等，這些都需要徹底融通從制度經濟學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相關理論探索。

1.4全面創新管理理論

從企業管理的微觀視角出發，我國學者率先提出了全面創新的理論概念，并從理論框架、基礎制度、管理模式、投入方式、協同機制等方面出發，系統完成了微觀層面全面創新的理論構建。近年來，基于東方哲學中全面思維和整體思維的“整合式創新”及強調社會文化、人文關懷和哲學思考在創新過程中回歸的“有意義的創新”等理論的提出，以及公地自治、創新公地、公共創新等理論的研究，逐步將全面創新研究推到了宏觀和中觀制度層面。

表1總結了制度創新、國家創新系統、創新生態系統和新型舉國體制等與全面創新相關的重要理論及其核心內容。

1.5制度視角下的研究缺口

雖然已有的創新理論在經濟學領域取得了廣泛認同，但是就本質而言，創新不僅包括直接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方法創新，還包括與生產關系有關的制度創新。而馬克思主義科技觀的視角則更加廣泛，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涉及政治、文化等領域。其內容不僅涉及生產力領域的創新，而且涉及生產關系領域的創新。已有關于全面創新的研究更多局限于企業微觀層面的生產方法創新，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宏觀、中觀層面，特別是上升到生產關系層面的制度理論創新，這不利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世界科技中心建設、共同富裕等更具綜合性的戰略目標。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制度視角下全面創新的概念內涵和理論框架，為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夯實理論根基。

2 制度視角下全面創新的理論解析

制度視角將制度作為一種嵌入機制，強調組織戰略與行為受到其所處組織場域中不同制度邏輯的影響，包括市場邏輯、社會邏輯、國家邏輯、技術邏輯等多種制度邏輯類型。

2.1制度視角下全面創新的概念內涵

從制度視角來看，全面創新是一種以制度邏輯體系性推動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及其他方面創新的過程，形成以理論創新為先導，以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文化創新為支撐的全面發展格局。全面創新的“全”主要包括6個方面：一是全領域性，包括理論、戰略、組織、文化、制度、技術和市場等方面的創新；二是全層次性，包括國家、區域、產業、企業等全層次制度體系聯動創新；三是全要素性，包括人才、資金、用地、基礎設施、儀器設備等方面的數據融合創新與要素整合供給；四是全主體性，包括政產學研用金等全主體協同融通創新；五是全人員性，以創新公地、產業公地等建設為基礎，支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創新；六是全時空性，包括價值鏈、流程上的全生命周期創新，以及融合物理空間、數字空間、賽博空間的全空間創新等全時空的立體化持續創新。

2.2全面創新的理論框架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實力逐步由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破解走向系統能力提升。面向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和新科技革命的要求，微觀視角下的全面創新管理亟須向宏觀、中觀層次的全面創新進一步躍升和擴展，進而形成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思想。以理論創新的指引性、科技創新的有效性、文化創新的優越性等為導向，為制度視角下全面創新理論的持續完善提供有效支撐（見圖1）。一是以理論創新為先導，與時俱進、因地制宜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和時代化；二是以制度創新為動能，聯動推進體制變革創新、法治建設、信用建設和機關效能建設；三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系統培育大院名校強企，共建創新載體，形成協同、融通、開放的創新創業生態；四是以文化創新為土壤，在歷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現代文化的滋養下孕育創新發展的不竭動力。

2.2.1 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在全面創新中起著重要的先導作用，能夠為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賦予靈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于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創新，能夠為我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帶來深刻變革，支撐我國經濟社會在重大時代考驗中實現平穩健康發展，并向更高發展階段有序過渡和轉型?；跂|方哲學中整體思維的整合式創新、有意義的創新等理論，是中國學者努力將創新理論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國家戰略相匹配的積極探索，呼吁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全面創新發展范式。

2.2.2 制度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半p輪驅動”的重要發展理念，詮釋了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在全面創新理論體系中的內在邏輯，為開展全面創新發展的頂層設計、解決制度層面制約全面創新發展的問題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根本要求是“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牽引”；落實基礎是“全面分析影響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因素”，主要包括人才、資金、知識產權、創新創業、科研組織、科技安全等領域，以及運行機制、執行機制、激勵機制、資源配置機制、協同創新機制等模塊的基礎性、指導性、規范性的制度體系；主要任務是“在實踐載體、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環境營造上下功夫”；關鍵抓手是“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核心成效是“健全激勵機制，破除制度障礙，讓各創新要素充分活躍，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形成通過制度創新支持全面創新的整體聯動的發展格局，全面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

以制度創新支撐和驅動全面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加快推動從單一方面創新到綜合創新協同發展的認知升級，深刻把握制度創新與其他方面創新交互作用的復雜性，使全面創新中各方面創新的存在方式、目標要求與功能作用都體現出整體性特征，實現聯動推進、協調發展、持續優化。以科技創新為例，只有對區域資源稟賦，科技和產業發展基礎，孕育期、初創期、加速期、快速成長期等不同階段，大中小企業等不同層次，人財物數知等不同要素，以及政產學研用金等不同主體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識別和提煉科技創新全生命周期中存在的基礎制度和關鍵政策需求，進而提出分區域、分產業、分梯隊、分層次、分類型創新發展的制度政策體系優化方案，才能更好地促進科技、產業、資金、人才等政策相互協調，形成全景式政策優化方案和政策合力，解決好“由誰來創新”“動力哪里來”“成果如何用”等重大問題。

2.2.3 科技創新

全面創新是適應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迫切需要。當前，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持續取得突破。能否抓住這一輪技術革命的機會，影響著我國能否在未來發展中后來居上?？v觀過去的工業革命，其本質上都不僅是科學技術的革命，而是包含制度變革、理念變革等的全面創新。事實證明，誰在全面創新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誰就能在變革中更好地抓住機會。因此，全面創新是推動和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充分發揮科技支撐引領作用的現實要求。一方面，當前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日益緊缺，生態環境等的外部約束不斷加大，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發展的空間變小，從外部引進關鍵核心技術的難度和成本也在加大。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通過技術、制度、管理、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全面創新，引導創新要素和傳統要素重新組合，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這樣才能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新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科技創新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但是其牽動發展全局的“牛鼻子”作用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原因在于，還存在許多制約因素。我們需要通過全面創新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發展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形成推進創新發展的強大合力。

2.2.4 文化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在持續不斷的創新中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是在單邊主義的零和思維的影響下，尚未從文化屬性層面實現質的飛躍。即使人類已經擁有了上萬年的農業創新史，但是據聯合國有關部門預計，到2030年全球或將再有2.07億人陷入極端貧困，從而使極端貧困總人數突破10億；2022年全球面臨長期饑餓的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9.2%，而2015年該比例為7.9%。這些殘酷的現實說明，失去了文化創新引領的全面創新，短期局部經濟效益和長遠廣泛共同利益之間的關系更難以平衡，地緣政治不穩定、逆全球化、金融脫實向虛、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等深層次問題更難得到有效緩解。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而“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機遇期，以緊密團結發展中國家為起點，加快打破西方發展觀影響下創新發展的零和競爭思維，在強大而復雜的立場張力、輿論張力中凝聚全球共識，探索促進全人類共同繁榮富裕的文化創新的內涵、特征和路徑，已經成為以全球視野推動全面創新發展的引領性任務。其中，發揚中國文化的“整體觀”“整合觀”優勢，樹立“大科學觀”，推動以人民為中心的科技創新，使全體人民在科技創新的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感，是我國文化創新和科技創新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能夠為我國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科學中心和全球創新高地提供堅實的文化保障。

3 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構建

當前我國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還不健全，對科技創新的全面支撐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亟須對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展開系統化研究?；A制度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且支撐事物發展的基礎性、普適性、關鍵性和常態化的制度安排，是由多種基礎制度形成的體系化和結構化的體系架構。其中：人才發展是加強“第一資源”供給的基礎制度，多元投入是優化要素配置的基礎制度，知識產權是激勵創新的基礎制度，創新創業生態是營造創新環境的基礎制度，組織是支撐制度體系良性協同和運行的基礎制度，科技安全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基礎制度。目前，我國制度創新仍然存在不全面、不充分、機制匱乏或不完善、范圍與結構不均衡、路徑不清晰等問題。支持全面創新的多種基礎制度均存在一定的制度短板，如表2所示。

加快構建和完善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要從全面創新的內涵和基礎制度的特征出發，組成人才發展基礎制度、多元投入基礎制度、知識產權基礎制度、創新創業生態基礎制度、組織基礎制度、科技安全基礎制度等6個方面相互銜接、互為支撐的基礎制度框架，如圖2所示。多種基礎制度共同推動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和資金鏈“四鏈”深度融合。要進一步促進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從政策引導向制度保障轉變，并在推進全面創新的過程中構建基礎制度體系架構，推進制度的體系化、結構化和法制化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從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領域改革兩個方面同步發力”，“著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建立健全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實現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的良性循環，就需要基于新時代協同發展的制約因素，結合協同效應機理，從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共用、互補、同步效果等3個維度探索協同發展的改革路徑和基礎制度建設路徑。一是探究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打破組織邊界，實現人才、知識等在兩種創新形式中的共享與流動，如“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探索建立高效協同的創新體系”。通過構建政府、企業、科研院所與民間團體之間的協同創新平臺和創新創業生態以及組建創新聯合體等方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模式創新，克服后發劣勢，搶占戰略主動權。二是通過制度創新完善科技成果產權界定與創新效益分配機制，增強法規政策的協同性，以提升科技創新效率，早日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利用科技創新的“技術破壁”，破除阻礙創新的制度壁壘，推動制度變革并加速制度創新擴散。三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過加強頂層設計來創新機制、優化全面創新環境，如“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著力解決協同發展范圍與結構不均衡的問題，在政策、資源配置、人才流動、知識產權轉移轉化等方面做好區域布局，建立跨區域對口協作機制等。

4 研究展望

深入貫徹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切實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推進世界科技強國建設，關鍵在于加快推進邁向全面創新的戰略轉型，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新之間的深度融合。本研究探究了制度視角下全面創新的理論溯源、概念內涵和理論框架，并探討了如何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诖?，提出以下3點對策建議。

第一，構建宏觀、中觀、微觀多層次聯動的全面創新基礎制度理論體系。國家宏觀視角和企業微觀視角的理論構建在中國情境下對于區域、產業等層面全面創新的指導作用都具有局限性，存在邏輯不能銜接自洽、指導性不足等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國際大環境日趨惡化的情境下，全面創新已經由企業微觀視角轉移到頂層制度設計視角，再到多層次制度聯動優化視角。因此，面向新發展格局，亟須構建基于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現狀與規律探索的多層次全面創新理論體系，以有效支撐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活動高效開展。

第二，面向新形勢新要求，設計適配中國情境的全面創新框架體系。已有關于基礎制度的研究更多是從政治、社會等角度解構基礎制度框架。而當前需要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構建新型制度框架，以支撐我國全面創新活動。在我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格局下，應重塑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框架，厘清內部邏輯關系，提出適配我國情境的框架體系。

第三，基于制度體系邏輯機理，完善新時代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目前，關于全面創新的研究缺乏從新時期的新要求和新任務出發，對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展開總體框架設計，且人才制度、多元投入制度、知識產權制度、創新創業生態制度、組織制度、科技安全制度等存在明顯的銜接脫節、邏輯不能自洽、聯動性不足，甚至隱性的結構性矛盾等問題。亟須健全包含意義、戰略、使命導向的全面創新基礎制度體系，并對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體系的建設、優化方案展開系統化研究和設計，以科技攻關戰略與決策能力、新型舉國體制集中攻關能力等為邏輯起點，推動從“評頭銜”到“評任務”“評實效”的邏輯轉型，強化全面創新基礎制度體系導向與國家戰略需求之間的一致性，以適應新發展階段我國對于從追趕、超越邁向引領的急迫要求。

關于作者丨陳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蘋果公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子欽：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楊碩（通信作者）：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張可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丨本文節選自《創新科技》雜志2023年第10期《全面創新：制度視角的概念、框架與政策啟示》一文。

轉載自：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網站

引用格式丨陳勁，朱子欽，楊碩，張可人.全面創新：制度視角的概念、框架與政策啟示[J].創新科技，2023,23(10):1-12.